需要有人对河南省已故艾滋病患者负责

需要有人对河南省已故艾滋病患者负责

万延海（仅代表个人立场，与任何机构无关） 2012年9月24日发布

在中共十八大前夕，卫生部“被退休”官员、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先生，也是我从事健康教育事业的引路人和老领导，今天再次向中共中央揭发中共现任常委李长春和李克强，其中李克强预计在2013年3月将接任中国总理，要求追究他们对震惊国内外的河南艾滋病血祸及其死难者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为此，陈先生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发表《河南污血案触目惊心必须问责‑‑致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并全体党代表公开信》。

陈秉中在公开信开篇写道：“发生于1990年代因推行‘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大流行的‘河南污血案’，虽然铁证如山，但有据不查、有罪不罚，至今已近20个年头。蓄意隐瞒疫情造成的这场世纪‘血祸’，其后果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像，达到骇人听闻、无法容忍的程度。同样令人愤慨的是，当局利用权力封锁消息，以致事件真相，特别是在这场草菅人命的‘以血致富’运动中导致至少3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和至少10万人命赴黄泉的惨境，至今并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至于此案又因何人幕后操控，以致迄今不能查处，就更鲜为人知了。这就是发生在当代中国受伤害人数最多、隐瞒真相时间最长、酿成后果最惨烈的一起灭绝人性的‘河南艾滋门’。”

河南省政府因为组织动员农民卖血而导致艾滋病病毒流行和数万人死亡，并进而导致更多人民因为在医院输血和用血制品而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绝大多数人同时合并感染同样致命的丙型病毒性肝炎，发生在李长春主政河南的90年代中期，爆发于李克强主政河南的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因为对艾滋病流行保持沉默和不作为，以及打击迫害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医生、记者和民间组织公益人士，河南艾滋病病毒流行持续恶化，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最初并不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在无知和沉默中将病毒传染给自己的配偶和孩子，导致惨绝人寰的中国河南艾滋病血祸和震惊世界的河南艾滋病村。当年的河南省长和随后的书记李克强先生需要对延误治疗导致数万名艾滋病患者死亡负责，承担法律和政治责任。

10年前，也就是2002年夏天，笔者分别接到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上蔡县后杨村和十里铺村等多个村庄艾滋病患者整理的“不明原因中青年男女死亡报告”，即艾滋病患者死亡报告。死者基本有卖血经历，出现相似的病症，在1997年到2001年底期间死亡，并且村庄里有数百乃至上千人正在出现类似病症。他们/她们都是在当地卫生部门和电视台动员下在政府开办的医疗机构内卖血染病身亡的。

2002年5月17日，我接待了6名来自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5名，男子）和十里铺村（1名，男子）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得到了一份“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艾滋病死亡报告”，上面记录了最近几年该村死于艾滋病的人员名单、死亡年龄、死亡时间、性别和家庭人口情况。报告中同时记录了一些发病病人的情况。报告完稿日期是2001年12月16日，由村民委员会统计。村民们统计了后杨村8组的感染情况。村民们同时带来了一份给政府和新闻界的呼吁信，信件署名是“后杨村全体群众”，代笔是陈发户等，完稿时间是2002年5月9日。

据悉，后杨村有将近4000人的人口。村民们反映，80%以上的卖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全村有感染者1600人，其中100多人死亡。这份报告反映的是1997年以来的艾滋病死亡情况。

“处理好妻子的后事，昨天傍晚（8月6日），陈午辰带着感染艾滋病病毒并发病的8岁孩子陈帅康来到北京，向我递交了他们的死亡报告。”除这份题为“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十里铺村艾滋病死亡和感染名单”，还有一份感染村民和家属给新闻界的呼吁信，署名是陈午辰、刘小武等。呼吁信落款时间是2002年8月2日。

据悉，十里铺村有3140多人，分13个组。经过化验，发现艾滋病病毒阳性者129人，其中因为艾滋病死亡者占65人，还有64人存活。究竟该村有多少感染者，因为许多人不敢化验，所以谁不确切地知道。但是，根据因同样原因感染艾滋病的上蔡县文楼村、睢县东关南村的情况，那里大约10%的感染者已经死亡，所以可以初步假定，十里铺村大约有600-700名感染者，也就是全村人口20%已经被感染。

看着这份报告和来信，除了沉痛，就是恐惧。1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失去了自由。我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遭遇酷刑，在“具结悔过”后，4个星期后获得自由。同一年，和我们共事的多名河南艾滋病患者在家乡被软禁，新闻记者及其助理人员被抓捕和被驱逐。我们在北京召开的关注河南艾滋病的会议也多次受到干扰，而河南省治安部门向北京告发我们在河南鼓动农民造反。

在李克强担任河南省长期间，高耀洁医生受到迫害，最早报道河南艾滋病血祸的记者张继承被媒体开除，河南媒体不能报道本地艾滋病问题，外来记者、救援医生被驱逐，而感染艾滋病的受害者长期不被告知真相，得不到医药救援而痛苦地死去。

在李克强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特别是中央政府开始珍视河南艾滋病问题后，河南省开始出台艾滋病医疗和关怀措施，但当时很多感染者身体已经极其虚弱，即便在抗病毒药物支持下，也难以恢复身体健康。但是，遗憾的是，李克强书记主政期间，河南省在开办官方艾滋病孤儿关怀机构后，随即下令取缔位于河南上蔡县、商丘市和柘城县的多家孤儿关怀机构，政府强行占用中央电视台给民办孤儿关怀机构的捐款。河南省国家安全部门对被怀疑向外泄漏河南艾滋病防治工作文件的卫生厅官员马士文进行了长时间的刑事拘留和调查。

在李克强担任河南省长、河南省委书记和国务院分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副总理后，不仅河南省没有提醒过往输血人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整个中国没有向过往输血人士发布艾滋病病毒感染危险和自愿艾滋病检测的告示，从而人间悲剧继续上演。许多人在不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下结婚生子，导致配偶和孩子被感染。

无疑，李长春和李克强需要对河南省数以万计的艾滋病血祸死难者承担法律和政治责任。但是，老所长持续不断地揭发李长春和李克强的行动，也对我和我所在机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造成压力。2011年3月中旬，北京市政府部门要求爱知行删除网站上发布的陈秉中举报李长春和李克强而给胡锦涛的公开信，在被拒绝后，北京市政府强行关闭“爱知行动”网站。

李长春马上就要下台了，而李克强据悉在明年3月份将接任中国总理职务，因此继续要求李克强对河南艾滋病血祸承担法律和政治责任，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冒险的举动。

老所长的坚持，对我提出严峻的挑战。我在道德上不断受到拷问。怎么办呢？我必须发布陈秉中《河南污血案触目惊心必须问责‑‑致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并全体党代表公开信》。为此，撰写此文表明自己心意，同时表明下述立场：政治上可以妥协，但在人民的健康上绝不妥协。李长春为河南艾滋病流行和已故艾滋病患者负主要责任！而李克强需要为当年掩盖河南艾滋病血祸导致数万名感染者死亡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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