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春和李克强隐瞒疫情致河南艾滋病
大流行罪不可赦必须问责
尊敬的中纪委王岐山书记：您好！
我是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1953年入党，年已八旬，系肝癌晚期，来日无多，今仅就触目惊心的河南艾滋病大流行迟迟未能问责向您投诉。
发生于1990年代河南农村艾滋病事件，惊骇世间，未能查处至今已经20年。近三年来，我就这一惨绝人寰事件，先内部向中纪委，后又向前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进行举报，但被拒绝，无奈又以公开信形式向二位领导人和中共十八大进行5次 实名举报，不仅未被受理，反而遭到警方传讯，登载我举报信的网站被下令关闭，电话和邮箱等多方面受到监控。这种境遇令我这实名举报者不可思议，难以容忍。 近来，上任伊始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的讲话和中央为此出台的一系列配套措施，令我为之振奋，故鼓起勇气直接向您举报，将我的举报交给世人交给历史，以求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负有主要责任的李长春和李克强二位高官因蓄意隐瞒疫情，导致河南艾滋病泛滥成灾造成的严重后果立案问责并追究刑责，让在这一灾难中几十万受害者及其死者家属的正义要求得以申张并获得应得的抚恤与赔偿。
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是人类历史罕有的灭绝人性的大事件
骇人听闻的以血致富的“血浆经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就已在河南省一些地区出现。后来有“艾滋厅长”之称的刘全喜1992年担任省卫生厅长后将其作为卫生系统“第三产业”大力推动，使河南农民卖血成为风潮。特别是由于1992至1998年主政河南的高官李长春的严重渎职和怂恿，卖血成为河南穷人，特别是农民的一种“产业”和生存方式，在河南得到大发展，几年间形成的一二百万卖血大军游荡于各血站之间卖血，1995至1996年达到高峰。令人发指的是，以收购血浆从中获取高额回报的血浆经济，采血前不做任何检测，采血后除血浆之外的其他血液成分多人混合后，又分别回输给卖血者，以至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令艾滋病毒大面积扩散和传播。
这场血祸发生于李长春主政河南（1992-1998）的90年代中期，爆发于李克强主政河南（1998-2004）的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经过5至8年的潜伏期，即李克强1998年至2004年继李长春主政河南期间，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相继发病并死亡。导致至少30万人感染艾病毒和至少10万感染者死亡，造成了极大的人道灾难，令成百上千个村落凋敝和成千上万农户遭受灭顶之灾，是人类有史以来因长期蓄意隐瞒疫情，导致的绝非天灾而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人祸的最大一起公共卫生事件，其伤害程度不亚于一场大的战争。
河南1992至1998年期间因鼓励农民卖血导致的艾滋病的发生与蔓延，李长春无疑应负主要责任，原与李克强无关。当李长春在那场严重危机中已无法在河南维继时，执政党高层临危受命委托他前去河南“灭火”，以保驾李长春 安全撤退，并转任广东任省委书记。此时李克强进入河南如能一反前任掩盖疫情真相以逃避追究的做法，拨乱反正，将会令灾难转化，朝着好的方面发展成为另一种 局面。但为了仕途和不辜负李长春后台对他的信赖与重托，一心投入其后台怀抱，在隐瞒河南严重疫情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前任亦步亦趋，同流合污。也就是在 首先维护前任的威信，还是维护几十万受害者权益问题上，他选择了前者，把隐瞒河南艾滋病真相作为他与李长春的共同目标，以至深陷河南艾滋这个漩涡而不能自 拔，在河南艾滋病问题上成为事故主要责任人李长春的同伙与帮凶。由于李克强极力掩蔽前任的斑斑劣迹“捂盖子”，并坚持对举报者和上访者进行打击的高压手段，以致疫情不仅未能得到遏制反而恶化了。事实表明，河南艾滋病的发生与恶化，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和道德危机，让河南在10多年的漫长过程中，人为地一步步演变成为失去控制的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令世界长期关注的艾滋病重灾区。
令人惊异和怒不可遏的是，身为国家领导人的李长春和李克强对因隐瞒疫情真相导致的严重后果至今竟毫无反思和愧色，拒不认错，不担责，不谢罪，无数受害者在那个黑暗和野蛮年代痛苦死去，在血写的事实面前，这笔“血债”至今竟无人负责，举世瞩目的河南血祸20年 了还是一桩扑朔迷离的无头案。河南血祸发生与恶化的责任，乃秃头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然而二位高官面对河南农村爆发艾滋病这一严酷的事实面前却死不认 帐，这是他们的良知、人性与道德的缺失，已明显突破为官和做人底线的自画像和当代一大政治丑闻。这也表明，艾滋病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是一个 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政治问题；亦是二位高官为了自己的利益编造谎言欺骗世人的中国“罗生门”。
以血致富的血浆经济把卖血农民推向不归路的死亡深渊
艾滋病的流行与蔓延对河南社会的负面影响极大。它毁灭的不单是患者个人，而是殃及无数家庭，大批青壮劳动力的死亡更导致一些村庄乃至成片村落的凋敝，实属一场民族灾难。
河南柘城县有2882人的双庙村， 1989年至1996期间，像滚雪球一样有1227人参与卖血，占全村人口的42.57%；感染艾滋病毒的成年人887人，感染率为72.29%；截止目前死亡601人，有33户人家死绝，死亡率高达67.77%；现还有艾滋遗孤53人，单亲儿童127人。有近4000人的上蔡县后杨村，1995年近90%的成年村民加入卖血大军，近700人感染艾滋病毒，有8户人家祖孙三代全部感染艾滋病病毒，多年前就至少有250名村民死于艾滋病，全村父母双亡失去双亲的“艾滋遗孤”26名，近300名儿童双亲中一人死于艾滋病。上蔡县文楼村3100多名村民中，艾滋病患者达900人，2003年这个村一天就死亡7人。这个县东湖村发病高峰期那几年，每年都有几十名青年不幸早逝，村边坟冢一天天增加，有的大家庭一个个坟头连成片。沈丘县栗庄160户，只有三五户没有卖过血，卖血户数达98％；2004年大普查统计滩头村卖血人员180人，有126人感染艾糍病毒，感染率高达70％。这个村的栗天臣弟兄4人 因卖血都感被染艾滋病毒，后来他和二哥栗松民及三嫂先后死于艾滋病。他的妻子张春兰也病得卧床不起，她因抗病毒药负作用反应太厉害，不敢服用，不多日也离 开人世而家破人亡。另一让人震惊的是，一些艾滋病重病村因大批青壮年死去，后来又病亡的因家属一时找不到为其挖掘墓穴和抬棺下葬的劳动力犯难。有的夫妻一 方病亡不久，又将其墓穴挖开一半，让病逝的另一方的棺木与之合葬。此情此景令人惨不忍睹，刻骨铭心。
恶意隐瞒真相导致河南艾滋病大流行
河南隐瞒重大疫情最严重的后果，特别是隐瞒传染性极强又是不治之症的列性瘟疫疫情，必然导致疫情失控和防治时机的延误，最终酿成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罕见的悲剧。这种实属极大犯罪行为，不管肇事者何许人也，必须依法严惩，绝对不可饶恕。
河南艾滋病的暴发流行本应第一时间公示于众，隐瞒如此重大的疫情应是零容忍。可是李长春和李克强两届政府都把疫情视为“机密”和“禁区”，以至严重疫情多年不为世人所知。美国发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何大一博士指出，“河南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疫情在1990年代爆发，1995年中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但隐瞒不对外公开，世界其他国家直到2001年才得知河南那里爆发了艾滋病大流行。”在经过5-8年的潜伏期艾滋病症状在献血人群中大量呈现出来已不容再继续隐瞒时，河南省卫生厅被迫对全省的献血员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全面普查,然而提供的则是虚假疫情，确认河南省艾滋病毒感染者只有２.５万人，现症病人１.１８万人。还将全省成百上千个艾滋病村，对外宣称只有38个。并信誓旦旦地宣布,河南省艾滋病毒感染率约为万分之三点五，大大低于全国万分之六点四的感染率，在中国属于艾滋病低流行地区。这种令人无法相信的普查结果，与河南知情者掌握的至少有二三十万乃至五六十万的数字相差10倍甚至更多。河南当局就这样把十分严重的疫情被蓄意描绘得比其他多数省都轻,艾滋病防控工作比其他多数省都好的神话。
在隐瞒疫情这个关键问题上，国家卫生部因不敢得罪并折服于二位高官，一直未揭开掩蔽河南疫情的那层面纱，偏袒和帮助河南说假话。1995年，时任总理李鹏得知河南艾滋病毒爆发发流行后，曾责令卫生部长陈敏章彻查，陈派出由王陇德副部长牵头的调查组，因负责人是河南省卫生厅长刘全喜老乡，上报给中央的是虚假疫情，调查结果也未对外公布，再无下文不了了之。２００１年8月，也就是发现河南省艾滋病暴发流行6年后，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国内外记者提问时才说，1995年前后在中国中部的一些省份，一些地下采供血机构为了商业利益，用落后的技术手段违法采血采浆，导致了约3万到5万献血员感染艾滋病毒，其中以河南省为多。河南到底有多少感染者，他守口如瓶。2002年12月，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说，我国1995年前后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的艾滋病传播，涉及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农村供血浆人员的感染率一般为10%—20%，最高达60％，到底河南省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毒，他和殷大奎一样隐而不报。2005年1月卫生部长高强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内通过采供血渠道，包括供血人员和血友病人员，共有７万人感染艾滋病，只字未提河南疫情如何。可见隐瞒河南疫情不单是河南省的错，而是中国政府。无独有偶且具讽刺意味的是，当高强接任因隐瞒SARS（即‘非典’）大爆发疫情而落马的张文康一年后，面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疫情问题又重蹈前任隐瞒疫情的覆辙。
河南艾滋病疫情到底是一笔什么账，有多少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死者，又有多少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以及有多少艾滋孤儿和受艾滋影响的儿童，至今没有一个部门能说清楚。至于受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浆又流向何方，造成了怎样的后果，10年20年过去了，没有谁去追查和给出答案。迄今河南艾滋疫情真相，经过漫长岁月仍未能大白于天下。
为隐瞒真相以恶劣手段迫害最先举报疫情的三勇士
河南艾滋病爆发流行后，没有一位官员因隐瞒疫情造成的严重后果被惩戒下台，相反，在艾滋病迅速蔓延处于危急时刻，也就是河南已处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情况下的李长春和李克强两届政府，不是首先全力“灭火”，而是对最先举报疫情的有功之臣下狠抓手，进行残酷打击。一位是1995年河南艾滋病毒爆发流行时第一位“报警”的卫生检验医生王淑平，一位是1996年投入防控艾滋病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妇产科权威教授高耀洁，再一位是于李克强执政河南时不顾风险大胆向外界披露河南艾滋病疫情真相先后遭到国安和公安部门两次拘押从事民间艾滋病教育第一人的万延海。
河南周口地区卫生检疫中心医生王淑平， 1995年初在卖血人员中经检测发现相当比例的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随即向地区和省卫生部门反映，要求各地血站采血时务必加上检测艾滋病毒这一指标以防艾滋病毒扩散，但当局对她的检测不认可，对增加检测艾滋病毒的要求被拒绝。为取得权威论证以获得对她检测结果的支持，王淑平把周口地区商水县卖血者集中的西赵桥村62份血样送往北京求助病毒学专家曾毅院士做鉴定。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研究所首批检测的16份血样，13份确定为艾滋病毒阳性。我国病毒学泰斗曾毅院士为之震惊，让王淑平迅即写报告送达卫生部，并通报给河南省和周口地区卫生局。然而她的发现不仅没有给自己得到公共卫生科学上的荣誉，反而说她给河南“弄了个大地震”，从此失去工作被停职停薪，遭到一连串意想不到打击。省卫生厅的领导对她发问，为什么别人不能发现艾 滋病，就你能发现？！卫生厅长刘全喜让王淑平到办公室问话，没等王说完话就大发雷霆，给我出去，立即出去！周口地区卫生局领导得知她向卫生部报告河南疫情 后，第二天，这个领导拿着一根长棍子，砸王淑平所在的临床检验中心牌子，然后进屋砸检验设备，还用棍棒打她的头。王淑平给卫生部长张文康写信，反映她在河 南受到迫害失去工作求助时，卫生部不但不保护，反而将她的控告信转给河南省卫生厅和地区卫生局，进而加剧了对她的迫害。她的报告虽被辗转送到中国高层，但疫情��有公开，更�有得到紧急控制，更多的人在不知情中被传染，导致无数病患痛苦地死去。之后，在河南已无安身之地处于危难之中的王淑平在曾院士的帮助下，到中国预防科学院以学习为名在那里避难5年后，因实在无法摆脱遭受打压的困境，于2001年出走美国 。《南方周末》2005年报道河南艾滋病十周年时，称王淑平是“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传染的英雄”。
继王淑平之后揭露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教授高耀洁，因她不惧压力向外界曝光艾滋病疫情真相，被河南省当局恨之入骨，受到难以想像的迫害。时年已80高龄的高耀洁从1996年开始，不顾年迈体衰，深入到100多个艾滋病严重流行的村庄，几年间将一百多万元的奖金和个人积蓄，编写和印出125万份宣传品和10册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书籍共50多万册发往灾区，还资助众多名患者和艾滋孤儿，并以“最立得住”的个案写出《血灾10000封信：揭开中国艾滋疫情真面目》、《我的防艾路》和《高洁的灵魂：高耀洁回忆录》等数本专著，让世人知道是谁把数十万计老实巴交的农民推向坟墓。她的行动令她1999后，也就是李克强主政河南后的处境日益险恶，一些地方为防疫情暴露，拒绝她下乡调查，对举报高耀洁进村的可悬赏500元。她的抗艾之路惹恼了河南当权者，以损害河南形象、泄露国家机密以及为国外反华势力利用为由，对她进行打压。因担心高耀洁外出泄露河南艾滋病疫情，一度对她软禁，要求她不得接受国外记者采访，对外不能说河南有艾滋病，限制她与外界联系。为了堵住她的嘴，2000年当局对她进行监视、盯梢和跟踪，监控她的电话和电脑，禁止她接见记者和作艾滋病知识科普讲座，也不允许继续救助艾滋病病人与孤儿，河南省内报刊不得有“高耀洁”三个字。2001至2003年间先后数次出国领奖受到阻止未能成行。2007 年，美国为她颁发「生命之音」奖，当局极力阻扰，动用50多名警察，将其软禁在家半个月。由于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女士的努力，中国才放行了。2007年4月，国际天文联合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星”，此消息被河南当局封闭了，出国后2011年才拿到小行星奖牌。2009 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要求2月22日见她，河南当局表面上同意。2月19日她到达北京，当局于20日派河南中医学院一退休的党委副书记飞往北京，通过北京警方进行堵截，只是得到朋友的帮助，才没有达到堵截目的。高耀洁因不堪忍受河南当局的迫害，为“保存实力”，以利于继续揭露河南艾滋病真相，并把近年来已写好的书稿能继续发给出版社，她决定出走，最终于2009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出走美国。
高耀洁近日在与我的交流中感慨道，假如河南某些官员不为钱权名利，假如有关部门在艾滋病毒爆发流行时有一点民生意识不捂盖子和麻木不仁，河南艾滋病不会泛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是官员刻意隐瞒疫情造成了血祸，是血祸造成了艾滋病泛滥，这笔帐一定要清算。
第三位受到迫害的是著名艾滋病教育学者和维权人士万延海。他因在李克强主政河南时大胆向外界公开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真相，于2002年被国安部门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拘捕，2006年被公安部门再次关押。2008年河南警方两次对他的问讯中诬陷他在同年“两会”期间要组织河南感染者到天安门前自焚。他多年被警方跟踪监视、监听和数不胜数地干扰，因无立足之地，已无法继续开展民间的防艾和维权活动，无奈于是2010年移民美国。
屡受打压的受害者血与泪的诉求无望，仍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在河南艾滋病大流行中遭遇灭顶之灾的几十万受害者，多年来因得不到任何抚恤与赔偿，不得不出走上访，先到省会郑州，因无果便成群结队北上进京。但不论走到哪里，都是极尽推诿和搪塞，到了投诉无门，无处说理，难以生存的地步。这些弱势群体完全不是由于自身的过错而陷于悲惨绝望的境地。按理说，如果国务院在河南血祸发生后就立案问责并出台给受者赔偿与有效的治疗方案，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就不会背井离乡去上访。然而，由于二位高官有后台撑腰，他们遭受的则是无情打压。
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华堡乡39岁陶姓妇女，1995年在宁陵县妇幼保健院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毒,丈夫和5岁孩子亦都先后被感染。因无法忍受村里的歧视，只能在县城里租房居住，后因全家生活无着，走投无路，她于2009年3至8月多次到北京上访，以不听劝告，无理取闹和敲诈勒索罪为由，县公安局下达《拘捕通知书》，将她抓进看守所，家里留下无人照管的幼童。
宁陵县华堡乡33岁赵姓妇女， 1998年在宁陵县妇幼保健院亦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毒，丈夫和儿子也都被感染，丈夫已于2006年因艾滋病死亡。赵女士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极其艰难，向当地政府多次反映无果后，亦于2009年3至8月间多次到北京上访。结果也以敲诈勒索罪，在拘留陶姓妇女的同一天，县公安局下达《拘捕通知书》，将她也抓进看守所。
宁陵县邮局职工李喜阁，1995年6月生第一个女儿时，因输了受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自己和出生的女儿同时被感染，其后出生的二女儿也被感染，致使一家4口人3人罹患此病，2004年8月，大女儿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不幸离世，她的小女儿因是艾滋病带毒者被当地幼儿园拒绝入园，她的丈夫则担心自已说不定哪一天被感染艾滋病毒而惶惶不可终日，这让李喜阁的家庭陷入了绝境。2004年9月，李喜阁起诉宁陵县妇幼保健院和县卫生局，但县法院以“上级有文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一律不予立案”为由，不予立案。后来李喜阁和丈夫屡次上访，都得不到答复。2006年7月，她带着感染艾滋病毒的小女儿，前往北京卫生部上访，提出与卫生部长高强对话，要求对艾滋病受害者作出公正的赔偿，还受者以公道，但被截访人员遣送回原地，以“屡教不改”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的罪名，将李喜阁和另外两名上访者实施刑事拘留21天，后又经历了长达半年的“监视居住”和长达一年的“取保候审”。
1996年，9岁因外伤治疗无辜感染艾滋病毒的田喜，在李长春和李克强两届政府都上访，后于2010年9月，因不听劝告，再次上访，被判一年徒刑。因分娩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并传染给孩子和丈夫，丈夫后死于艾滋病的赵凤霞，她多年上访无果，2012年1月和2月继续上访时被判2年徒刑。
这 些上访的受害者都不是因为本身的过错感染艾滋病，但被倒打一耙，含冤被拘留或坐牢。众多受者每逢艾滋病日或两会期间，都纷纷到卫生部、民政部和国务院信访 局上访告状，这几个部门除了登记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外，二话不说，就被截访人员遣回原地，或送往上访人员收容地久敬庄，以此了之。河南柘城县双庙村朱龙伟妻 子输血治疗感染艾滋病，因次多次上访不听劝告，在十八期间为阻止他再次上访，被收缴身份证，近两个月期间不许他离开居住地，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有的则被天 天找谈话或被旅游，上访告状年复一年已经形成恶性循环。当局为了堵住上访人流，不去惩治河南艾滋病泛滥成灾的罪魁祸首，却倒行逆施，拿无辜的受害者开刀。 这种欺压百姓，鱼肉人民，生杀予夺，残酷打击的做法，真乃穷凶极恶。李长春和李克强这样无情无义对待曾为他赢得荣誉的河南父老乡亲，还有人性和良知吗？
不择手段控制舆论，封锁消息以瞒天过海
艾 滋病大范围流行后，由于以李长春为首的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利控制舆论，封锁消息，以致事件真相，特别是在这场草菅人命的“以血致富”运动中导致的几十万卖血 者感染艾滋病毒和数万患者病命赴黄泉的惨烈后果，至今并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至于此案又因何人幕后操控，以致迄今不能查处，就更鲜为人知了。当局这种利用 权力欺骗舆论，掩人耳目的做法，在当代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李长春的控制下和中宣部关于河南艾滋病问题媒体报道的禁令，我国主流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日报从不报道河南艾滋病大流行实情，其他媒体也不敢涉猎。除了境外媒体一浪高过一浪的报道出口转内销外，在中国境内被封锁得天衣无缝，就像河南根本没有发生过艾滋病大流行。河南记者张继承在河南暴发艾滋病大流行6年后第一个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真实疫情，因突破“防线”，被李克强当政的河南省委宣传部下令“开除”，为了掩盖真相，河南省委宣传部规定未经批准，一律不准接待记者采访，并说什么“正是新闻记者为了赚稿费，不顾人家的死活，才把河南艾滋病村搞得臭名远扬”；还指责说，各省都有艾滋病，别的省都不报道，为什么河南非要曝光报道不可？！河南省卫生厅还将《大河报》爱放头炮”的一位卫生记者调离。主 管宣传的李长春近年来高喊记者“走基层”，但就是不让记者到河南艾滋病村走一走，不许揭二位高官的“伤疤”，对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封锁达到“真空”。李长春 之流试图捂住天下人的嘴巴和耳朵，但却捂不住艾滋病魔的发威；他们强力捂住真相的那几年，正是艾滋病毒在人体内“潜伏”而不为人知后来大爆发的几年，也是 开始从卖血者身上向其他人群大范围扩散艾滋病毒的几年。这种蓄意隐瞒疫情导致的严重后果，真乃罪大恶极，罪不可赦。
为防疫情外泄不顾危重患者死活，拒绝省外专家救援
外省第一位进入河南省艾滋病重灾区上蔡县文楼村的医生，是权威的艾滋病防治专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桂希恩教授。他于1999年8月因河南有许多人相继死于“怪病”引发群情恐慌而到河南实地调研。桂起初抽取了11份血样做艾滋病毒检测，结果10份阳性；接着他又抽取140份血样，艾滋病毒阳性率高达62%。之后桂几次向地方官员反映这些情况，但都被拒绝。
为了治病救人和摸清疫情，桂希恩从1999年到2004年，３０多次自费到河南许多村庄送医送药，为大量疑诊艾滋病的病人做检测，资助５８名孤儿继续上学；还将5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同吃同住。由于桂希恩的献身精神和开创性工作，英国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奖颁给桂希恩。2004年11月，美国《时代》评他为“医疗英雄”。
由于李克强执政河南时段担心引进外援会把处心积虑编织的封锁网打破，因而对外省前往救援的卫生人员一律拒绝，以致造成的困局愈演愈烈。因为桂希恩破坏了当地形象，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2001年6月桂希恩带着1万多元钱的药品独自进入河南艾滋病村，当地政府闻讯后派警察驱逐。几位农民向桂通报并将他藏起来，半夜用摩托车把他送到火车站，才使他得以“逃离”。
再一位痴心不悔的医生是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诊疗专家张可，他也是在李克强主政河南期间于1999年开始到河南救援的。张可1999年8月从河南新蔡县赴京求医的艾滋病患者处得知，河南出现了可怕的大量不明原因的死亡。病人走后，他当即去了新蔡。
张可连续五年深入河南省上百个艾滋病村庄，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写出事实充分、可信性强、颇有价值的《河南省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他得出结论，如果河南一开始就公开疫情而不是一味隐瞒，完全可以将那场灾难控制在萌芽状态。
自1999年开始，张可和河南基层村医合作，对40个村庄1万多艾滋病病例调查分析，仅那几年死亡率就高达30.2%，后来又有多少感染者死亡，则不得而知；还有3%患者因病痛难耐和得不到救治在绝望中自杀。河南污血案就这样由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为大面积死亡的一场人道灾难。
张 可的行动触犯了河南，他被指责影响了河南形象受到排斥。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卫生部不组织医疗队前去河南救援，反而把河南省卫生厅给卫生部状告张可去河南救 援的信转给佑安医院，要求医院阻止张可的行动。医院院方表示，谁要是再去河南就处分谁。卫生部对这样可敬的“救火队员”不但不保护，反而站在“艾滋厅长” 一边助纣为虐，驱逐张可，这还是卫生部吗！张没有气馁，只要病房事情不多，他就周五出发，周一早八点以前赶回北京上班整整五年。
“无过错”论的“出笼”是蓄意为河南血祸翻案免责不可告人的计谋
河南血祸案久拖不查已够惊骇了，但还不止于此。近年有些人在高层授意下打着中国红丝带“艾滋病人权论坛”旗号，竟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亮出所谓“无过错”责任论。他们偷换概念，妄图把河南这一重大案件改为无需有人负责的“无过错”，把对受害者的“赔偿"改为不追究过错的“无过错补偿"。 企图通过这种戏剧性改变，轻而易举地将河南污血案变成不必追究的小事一桩，让应该追究刑责的河南血祸责任人“金蝉脱壳”来个大翻盘。挑头提出这一怪论的不 是别人，而是与河南血祸案有着千丝万缕牵连、当时在卫生部主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部级高官以及主管防治艾滋病司局的负责人。
他们提出“无过错”论，首先是企图将刘全喜和李长春与李克强欠下的“血债”一笔勾销，另一暗藏的玄机是为自己在这一事件中严重渎职和偏袒与包庇“艾滋厅长”刘全喜，导致灾难恶化开脱责任。
北京非政府组织爱知行研究所一次获悉举办“艾滋病人权论坛”消息，组织30余名河南等地受害者进京赴会，指出河南污血案铁证如山，逃脱问责已够腐败了，又做起“偷梁换柱”黄粱梦，居心叵测，罪责难逃。
“双延误”和“双高”导致惊人的高死亡率
根据调查和对众多来京上访的受害者得知，河南省艾滋病毒暴发流行后，除极少数感染者2001年之前，而绝大多数则是到了2004年经检测才被确诊感染艾滋病毒。在1995至于2001年这一期间因绝大多数感染者未做艾滋病毒检测，感染者只将其当成“怪病”到处求医。河南省在那一时段为了掩盖疫情真相，要求卫生防疫部门统一将其称之为“无名热”，感染者因不知情被蒙在鼓里长达5至8年。由于对已发病的感染者延误确诊和延误治疗的“双延误”，造成大量感染者失去最佳治疗时机，病情恶化过早死亡。再连同因卖血和治疗输血治疗这两个环节导致的艾滋病毒“高感染率”，与“双延误”导致的“高死亡率”这两个“双高”，是导致医疗救助迟滞的严重失责。
另一惊异的是，当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李克强主政河南的关键时期发病后，河南省和卫生部都没有在早期为重病患者及时提供疗效好、副作用小的已是当时全球大力推荐、可以使许多濒于死亡的艾滋病患者病情会很快好转的抗 病毒治疗骨干药物如拉米夫定，这一点远远赶不上同是金砖五国舍得投入的巴西，河南绝大多数患者不得不服用发达国家几近淘汰的疗效差、副作用大的药物，一些 本可以得到挽救的生命丧失了救治良机。再加上对频临死亡的重患，村卫生所只能将其转诊至乡卫生院，因为上面有要求，一般不让往县医院转，这些濒临死亡的受 害者，到了治疗能力有限乡的卫生院，只能“有去无回”了，再连同上面所述的“双延误”，这些因素导致了惊人的高死亡率。
河南艾滋病泛滥与现任卫生部部长和党组书无关，但他们不得不为前任的不良声誉背黑锅。
当前治疗和健康保障最突出的问题，一是为二三十万现患服务定点的村和乡医疗机构，不仅治疗技术水平低和硬件条件差，更突出的问题是，提供的抗病毒药品种类太少，已知大多数国家提供可供选择的抗病毒药均不少于二三十种，而我国仅限于6种，当患者产生抗药性之后在这6种范围内轮换后再没有调整用药结构的余地时，只能坐以待毙等死。二是民政部（2009）26号文件对18岁以下成千上万的艾滋遗孤和不少于20万受艾滋病影响的的儿童，每月有600元的福利保障补贴，至今未能全面落实，多数地区打折扣，只给400多元，有的分文不给。这些儿童本应受到政府关爱但却在缺乏和毫无福利保障的低水平下生存，其健康和受教育条件之差对这些孩子的成长，无不令人堪优。
再三压制党政干部对李长春的举报
河南省四位前省纪委委员自2004年9月开始，坚持对因李长春严重渎职造成数十万人感染艾滋病和众多感染者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严重问题，向中央政治局等部门控告。决策层为了把这一举报压下去，委派贺国强和王刚两位政治局委员对控告李长春的纪委官员强力施压，不得将河南艾滋病疫情公开化。
河南省纪委、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年前就对总共33起因污血案造成河南省22个地区近25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向法院控告李长春严重渎职罪问题，但都被压了下去。
当年还有200多名河南省、地两级纪委干部和离退休人员联名致函中纪委等部门，举报李长春自1992年至1998年期间，五次扣压河南省12个地区追究艾滋病暴发流行责任的报告。但李长春非但未被追究，反而被“伯乐”相中塞进政治局，并带着在河南的劣迹转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又擢升为政治局常委。如此政绩，反而受到呵护一路高升。
李克强任职河南的不良人权纪录与丑闻
一是李克强主政河南后，紧踏李长春的脚步，对河南艾滋病的发生与蔓延真相极力掩 盖，谎报瞒报，从不说真话。李长春和李克强两届政府都把河南艾滋病疫情作为“机密”和“禁区”，强制全省从上到下层层如此，将这方面的信息捂得严严实实， 密不透风，其隐瞒程度之深、时间之长，隐瞒者官价之高，不被追究年限之最，在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故方面，创造了当代世界新记录。
二是在李克强任职河南期间，全身心关注艾滋病的医学工作者王淑平、高耀洁和万延海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在李克强政府纵容下，逼得三位知名人士无奈先后离开中国。外省防艾专家桂西恩和张可主动到河南艾滋病村救助，因受到排斥无法继续下去。污蔑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揭露李长春和李克强隐瞒河南疫情的行动，是动员河南农民造反，该所负责人万延海和多位同仁因此受到关押，他本人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关押长到28天；2002年又无理没收爱知行研究所给艾滋遗孤捐献的衣物。2002年底，河南省安全部门怀疑省卫生厅官员马士文向外界泄漏艾滋病流行信息，指责他的行为是犯罪被秘密关押一年之久。
三是李克强主政 河南期间，对上访者的迫害达到极严重程度，无数上访者被遣返、训诫，对一再上访者则拘留和判刑，境外媒体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从职业道德来 讲，作为主管防治艾滋病的高官，本应情系艾滋病患者，可是他为了确保官爵，对受害蒙冤的上访者，黑白颠倒，以“维稳”手段进行残酷打压，这同历史上官衙残 忍欺压无辜小民的做法有何区别？！
四是李克强当政河南时，对河南疫情封锁之严厉可谓无以复加。对敢于冲破禁区，第一个于2000年1月向世界揭开被封锁长达6年之久的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疫情真相，即将《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谜》的原河南科技报记者张继承，河南省委宣传部下发文件 “开除”。这位恪尽职守的新闻从业者，从此失去工作被迫流浪北京。河南省《大河报》、《郑州晚报》和《城市早报》亦有多位记者因报道河南艾滋病真相被惩戒。
五是2004年，河南省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打击民间救助艾滋孤儿的义举，取缔柘城县双庙村艾滋病毒感染者朱进忠创办的帮助艾滋遗孤的“关爱之家”。 因怕疫情外泄，对境外慈善机构对艾滋病亡者“遣孤”的救助和给他们“托孤”也被拒之门外，正在进行中的救助行动被迫中断。
六是李克强为了给自己穿上美丽的外衣，2012年艾滋病前夕11月26日会 见艾滋病患者和民间组织代表，却不请几十万河南艾滋病受害者代表，也不敢邀请第一个因揭露河南艾滋病疫情被开除的记者张继承，更不敢邀请在站第一线揭露李 长春和李克强丑闻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克强召开座谈会那一天，数百名来北京上访的河南受害者不是被遣回原籍，就是被送往收容 上访者的久敬庄。作为政治家的李克强不应该回避当年担任河南省长和省委书记因隐瞒疫情导致河南省几十万名艾滋病患者，更不应忘记他在河南当政期间艾滋病日 这一天，因害怕受害者闹事，把艾滋病维权人士和维权团体都给看管起来的丑事。然而令人鄙夷的是，某些媒体在报道李克强召开座谈会的消息，竟违背事实，大肆 宣扬他如何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并取得显著成绩，为其涂脂抹粉和美化包装。这样的宣传除了欺骗国人以外，只能让他在深识其人面目的国际媒体面前出丑。
七是李克强主政河南后，如果能像当年开封府包青天那样铁面无私，将会使无数已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得到积极治疗，也能使他在关键时刻一显政治家的高风亮节。李长春之后的省委书记陈奎元和前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均曾动议追究刘全喜，因阻力大而不能。李克强如果也有这种考虑，将会扭转局面。这期间海外媒体不断披露河南在李克强上任后又不断出现新的艾滋病村，又因对举报和上访者的打压升级，令他声誉受损。这绝非“黑狗偷食，白狗当灾”。河南因隐瞒疫情导致的严重后果已成为李克强的脏水，怎可欺地瞒天。
八是李克强因有后台保护不仅河南血祸未被追究，就是他在河南和辽宁省任职期间发生的几起重大火灾和矿难应负的责任也未被追究。在这方面他与原北京市长和后来任山西省长的孟学农的境遇可谓冰火两重天。孟学农2003年4月因防治SARS不力，被问责后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2007年12月任山西省代省长期间就洪洞“12・5”矿难事故，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讨；2008年9月因为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再次被问责而请辞，成为当代中国第一个两次请辞的省部级官员。李克强任职河南期间的2003年3月河南焦作一家录像厅发生火灾，造成74人死亡；同年10月洛阳一家歌舞厅大火，造成309人死亡，是建国以来第二大火灾，然而李克强因有后做后盾，历经两次大火和举世震惊的河南艾滋病泛滥成灾，都一一顺利闯关，并两次“入常”。即将召开的两会，凭借“出类拔萃”的业绩，当选下届总理又非他莫属，真乃中国政坛的幸运儿、不倒翁。
法国污血案的审判和台大医院误植艾滋器官案的阳光处理
我国前些年发生的如隐瞒疫情导致严重后果的“SARS（即‘非典’）暴发流行案”、“河北三鹿毒奶粉案”、山西矿难与溃坝案以及“7.23”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和“上海静安居民楼大火案“等公共安全事件，最终都进行了处理，就连半年前发生的“延安8.26 特大交通事故”亦出台赔付方案，唯独更为严重的河南血祸案却属例外，刑不上二高官。
法国输血感染艾滋病毒丑闻惊震全球
1980年代，因全国输血中心允许已受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制品在市场出售，，在全法国2500名血友病人由于输血所用的血液受艾滋病毒的污染，1700多人染上了艾滋病毒，其中250多人已因艾滋病丧生；因外科手术接受输血而染上艾滋病毒的人数高达8000多人；受害的血友病人向法院投诉，除了一笔小小赔款外，他们的投诉如石沉大海。直至1991年，在舆论的压力下，法国卫生部才开始对输血传染艾滋病事件组织调查。这一丑闻轰动整个法国。
早在1983年，法全国输血中心就得知输血是艾滋病传染的主要途径之一，却没有把这种危险告诉血友病人；美国在 1984年开始使用对艾滋病毒进行消毒处理的血浆，而法国为了省钱和保护本国研究机构的利益，既不进口经过消毒处理的血浆，也未采取必要措施；1985年7月，在法国掌握了消灭血浆中的艾滋病毒的技术之后，居然内部通知继续向市场投放库存的污染血浆。使成千上万法国人染上艾滋病毒的污染血液竟然来自监狱里的犯人。这一事实的披露进一步揭开了“输血感染案”的真相。
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这种血制品，竟获得政府批准向伊拉克、希腊等11国出口了未经消灭艾滋病毒处理的血制品。至今，这些国家还搞不清究竟有多少百姓因使用了法国的血制品而染上艾滋病毒。
因输污血感染艾滋病毒，激起法国舆论的强烈不满，要求追究罪责、惩办首恶的呼声四起。司法部门终于对法国输血中心前主任米歇尔・加雷塔、法国立卫生实验室前主任罗伯特・内特尔、法卫生总局前局长雅克・鲁克斯和输血中心前主任医师让 ・皮埃尔・阿兰等四人提出起诉，指控他们供职期间蓄意将受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制品投放市场并对受害者采取弃之不管的态度。
1992年10月23日，巴黎法庭以“隐瞒出售物品质量”罪，作了判决：加雷塔被判刑4年、罚款50万法郎，其他3人被判2至4年的徒刑。法国政府对受害者也给予了赔偿。当年任职的法国总理和卫生部长均坐在庭审的被告席上，卫生部长因此引咎辞职。法国舆论抨击道，输血暴露的种种弊端，对这个事件应该负责的是法国政府。
台大医院误植艾滋器官追究责任直至刑责
2011年8月台湾台大医院误植艾滋器官令5名 器官移植者及数十位相关医务人员处于感染艾滋病毒风险中的重大医疗事故发生后，台湾各有关方面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不遮掩，不护短，公开透明，直面现实，做 出了查处这一重大医疗事故的多项决定，包括要求追究事故责任者直至刑责，对有责任的医疗机构进行罚款，并及时采取措施抢救和对受害者给予赔偿等各项事宜。 他们的应对方法得到舆论广泛好评。法国和台湾地区的做法值得借鉴。我国政府至今没有对河南受害者出台任何赔偿方案，这是受害者至今上访不断的根本原因。
官官相护体制是李长春和李克强不被问责的症结所在
有了过失能勇于担责，是对官员诚信的最起码要求。可是李长春和李克强却仰仗不可一世的“靠山”恃强凌弱，将无数受害者当做官场向上爬的垫脚石，逍遥法外，步步高升。这就给艾滋病这个世界最大瘟疫的肆虐提供了适宜土壤，任其在中原大地扩散传播。事到如今，他们对几十万受害者，特别是对冤死的10万亡灵，连一点忏悔和赎罪之意都没有，至今仍坚持不认错，不担责。如果没有一言九鼎的后台撑腰和放纵，李长春和李克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逃法网。人们看得很清楚，死保 二位高官，令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拖延至今不能立案问责，其后台一位就是一手提拔自己“心腹”李长春的前党首，一位则是一手提拔自己“影子”李克强的刚卸任 的总书记，他们应对迟迟不能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不能立案问责负责。如果不打掉拦路虎，对二位高官的立案问责就是空话。不对他们问责，对受害者及其死者家属 的赔偿和现患给予有效治疗的司法保障方案，就不可能出台而变得遥遥无期。现在已 经到了必须立案问责的时候了，再无限期地拖下去，那就是罪上加罪，罪大恶极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有权势的官员卖官，而无权的农民只能卖血。河南艾滋病大 流行发生后，执政党和中国政府没有人敢批评李长春和李克强一句，也没有一位高官站出来为几十万受害是说活，我们的党和政府是“三个代表”还是只维护极少数 权贵利益，在河南血祸问题上已不言自明。能不能从速查处这宗最大权力腐败的产物即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是检验十八大新领导核心能否坚持正义，主持公正，是 否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试金石。如果当局仍然视几十万受害者为草芥和蝼蚁，对他们的死活无动于衷，徇私枉法，那么美其言的“三个代表”只能是保护二位高官的代名词。
我在以前的举报中已申明，现再次表示，我的举报所言非虚，凿凿有据，文责自负；如果失实，我将承担法律责任。衷心期盼王岐山书记高度关注河南血祸案，将其列入中纪委议事日程，一立案，二问责并追其刑责，三给予所有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及死者家属抚恤赔偿和对现患有效治疗及对给予受艾滋影响儿童法律与福利保障，还受害者以公道。
我的举报能否受理，望能于四周内得到回应。不当之处，请指正。
此致敬礼！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陈秉中
联系电话：010-67715866
电子信箱：chbzh2012@gmail
2013年1月16日
抄送：卫生部陈竺部长 卫生部党组张茅书记
附件（见光盘）
1、《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
‑致胡锦涛总书记第一封公开信
2、《彻底揭开河南污血案黑幕让“血浆经济”真相大白于下》
‑致胡锦涛总书记第二封公开信
3、《河南污血案“十宗罪”必须清算》
‑致胡锦涛总书记第三封公开信
4、《身处鬼门关的河南“血浆经济”受害者仍在绝望中挣扎》
‑致温家宝总理公开信
5、河南污血案触目惊心必须问责
‑致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和全体党代表公开信
6、李长春和李克强的良心哪里去了
7、河南艾滋病大流行谁之过？
‑拷问江泽民胡锦涛和三位总理
8、王淑平声明支持陈秉中要求追究河南艾滋病大流行责任官员
--
关注中原血祸，致力于收集相关资料。
邮箱：cnaids2012@gmail.com
微博：http://weibo.com/u/2812513271
Twitter: @cnaids
Blog：http://cnaids.blogspot.com/
